源美术报 作者陈婧莎
原标题赝本的力量明清时代的清明上河图 提到绘画史最著名的作品，应该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清明上河图。然而，现如今家喻户晓，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一般被认为是张择端真迹的这本清明上河图，北宋时却未入宣和画谱，我们也无法在其他同期文本找到关于它和它的作者的只言片语。从这个角度上说，清明上河图在其初创时，很可能不甚重要，至少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件公认的名家名作。 那么，清明上河图在何时，又如何声名鹊起呢？ 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绢本设色，24.8×528.7厘米，北京故宫博物藏局部 清明上河图的声名鹊起，大约是明代期以后的事情，这一点可以从文献清明上河图出现的频度得以推知。相比早期文献只有零星的记述，从明期，大约嘉靖朝以后开始，涉及到清明上河图的文献爆发性的增长，而这种骤然而起的热度，一直持续到清末还未退却。 明清时代，许多生并不一定与书画有涉的文人士大夫，他们的诗作，却常能见到清明上河图相关的意象和典故。譬如朱茂昞生卒年不详清明日过高梁桥有那得丹青寻好手，清明别写上河图；赵翼17271814湖上有堤上香车堤下舫，清明一幅上河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于清初官修教人写诗用韵的佩文韵府，谈及图字韵时，所举例子正是上河图画苑宋张择端有清明。可见，明清时期，至少在知识阶层，清明上河图是为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 更有趣的是，与一般名家名作往往只出现在严肃文本不同，清明上河图在明清时代还常常出现在一些极为世俗化的语境里。譬如说金瓶梅就与清明上河图扯上了关系。明清时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大致说金瓶梅实为王世贞15261590所著，王世贞之父王忬15071560曾献赝本清明上河图给严嵩14801567严世蕃15131565父子，因被唐荆川15071560揭发而生死，王世贞便著金瓶梅涂毒药其上，毒杀唐荆川为父报仇。这个故事当然不是历史事实，吴晗先生已经雄辩地证伪了。但是当红说权柄人物以及文坛领袖，清明上河图能与它们摆在一起，正说明它也如它们一样在明清时已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存在。说金瓶梅以外，戏剧一捧雪和焦山鼎也与清明上河图有所牵扯，它们同样说明清明上河图在明清时人心目的位置。 明期以后开始至于清末清明上河图的热度让我们疑惑一般认为创作于北宋时的清明上河图，为何流传至于明代期以后才获得这样的声名？一般认为的张择端真迹，尽管在多位私人藏家手流传和传承，但在没有公展示台和缺乏现代传媒的古代，能够目见它的人毕竟少数，那么明清时的人们又通过什么去认知清明上河图呢？ 这便要从明期以后，所谓真迹以外的另一类清明上河图说起。这类清明上河图无论是绘画风格还是画面内容都与所谓真迹存有明显的差异。它们通常为绢本大青绿设色，画卷开始处常见山峦，虹桥为石质，城门楼带有瓮城和水门，画卷结尾处往往可见所谓金明池的宫殿和龙舟。它们的画风仇英约14981552一路，也多见仇英伪款。学界一般将它们视作是明代期以后苏州片一类民间作坊生的赝品和伪作。 清明上河图大仓集古本，传仇英，绢本设色，25.5×615厘米，大仓集古馆藏局部 清明上河图大都会艺博旧本，传仇英，绢本设色，28.5×589厘米，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局部 清明上河图赵浙本，赵浙，绢本设色，28.4×576厘米，林原美术馆藏局部 需要明确的是，这类清明上河图数量非常惊人，童书业先生曾非常夸张地说可能以千万计。韦陀Roderick Whitfield先生和古原宏伸先生都曾对现存此类清明上河图做过统计，但都未能穷尽。笔者曾做过调查，仅藏于全球各大博物馆和其他收藏机构的便已逾百幅，私人藏家手的更不可胜计。现存的数量就如此惊人，可以想见在明清社会，它们会是怎么样的保有量。 惊人的数量使得这类清明上河图得以在明清社会广泛传播。从明清时期的文献看，许多著名的文士，其所藏或所见的清明上河图事实上都是此类。譬如，李日华曾于味水轩日记兴致勃勃记载，他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万历四十二年1614两次得见的一本清明上河图应是张择端真本。然而从他描述的沙柳远山开端，及画卷有赐钱贵妃句，卷后又有苏舜举戴表元李冠等人跋文看，这个本子应该是非常接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所藏清明易简图和府同观本的版本，即也是这种明清时期生的青绿设色的面目。图56 清明易简图，传张择端，绢本设色，38×673.4厘米，台北故宫博物藏局部 清明上河图府同观本，传张择端，绢本设色，39.7×60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藏局部 从文献记载看，沈德符15781642钱谦益15821664彭孙贻16151673查慎行16501727吴荣光17731843裴景福18541924等人收藏目见，并记录下的清明上河图，其实也都如此。甚至如邵圭洁15101563张凤翼15271613王士祯16341711翁方纲17331818等人还都至少见过两本以上。 虽然按照目前学界的看法，这类清明上河图的生基地应是以苏州为心，然而这却并不妨碍这类图画传播到全各地，甚至海外。苏州北京南京等等当时的文化心城市自不必说，明代王象晋15611653有一篇张襄宪公远虑传，记载说哪怕在偏远的四川铜梁今重庆铜梁县也曾有过一本清明上河图。此外，赵荣祏16861761观我斋稿朴趾源17371805燕岩集伊藤涯16701736绍述先生文集斋藤谦17971865拙堂文话等等日韩文献的记载还佐证，这一类清明上河图在1718世纪时，还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 如果系统考察和比对便会发现，明清时期生的这些清明上河图，它的广泛传播，与清明上河图知名度的发展是时的。真迹当然也在流传，然而相形之下，这种具有绝对数量优势的图画，才是明清时人真正能够看到的清明上河图图像，是他们能够直观认知到的清明上河图。当这类清明上河图投向市场，进而进入到收藏和赏鉴体系，必然地，人们需要一整套关于它的解释。于是便生了大量讲述它的文本生成了大量相关它的知识，甚至还演绎出关于它的传奇。当然这些文本知识和传奇，也反过进一步促进了图像的生和传播。两者间是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的关系。 一般认为的真迹，艺术成就固然高妙，然而在没有公展示台和现代传播媒体的古代，它的影响力是局限的。而那些现如今被斥为赝品伪作，一般认为艺术水不及真迹的图画，却好像今天的印刷品一样，以其惊人的传播力作用于当时人的认知。在当时许多人那里，那就是清明上河图的样子。图像伴随知识，如今并不受到重视的所谓赝品和伪作，恰恰代替真身早早于明期以后便成就了清明上河图的声名。
